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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法与诉讼调解

来源: 作者:麦积区法院 三阳川法庭 台忠义 责任编辑:admin 发布时间:2011/10/10 10:52:20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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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法是由风俗习惯长期演变而来的逐渐制度化的规则。司法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是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将二者灵活运用在化解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就民间法与司法调解相关问题做一简要阐述。
   
一、民间法与司法调解二者的本质

在国内,“民间法”和“习惯法”是否通用始终说法不一,著名法学家谢晖认为习惯法应该是民间法的一部分:“民间法既包含常说的习惯法,也包含行会法、学会和协会的章程、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管理规则、自治性社会团体的管理规则等。从这个角度讲,凡是国家法律之外,以非正式制度方式构建秩序的规则,我把它们都归类为民间法。”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除了要关注正式制度外,还要关注非正式制度。因为非正式制度一方面能够及时反映社会关系的最新变化;另一方面,即使正式制度再完善,也不可能包罗万象,调整一切社会关系,还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补充。因此,民间法是由风俗习惯长期演变而来的逐渐制度化的规则。这些逐渐制度化规则通常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法律,但又不同于正式的国家法,它们甚至不是通过"国家"正式或非正式"授权"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称之为“民间法”。从我国法律史研究来看,我国民间法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乡土气息。这使得民间法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它们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可能形诸文字,也可能口耳相传;它们或是人为创造,或是自然生成,相沿成习;或者有明确的规则,或者更多地表现为富有弹性的规范;其实施可能由特定的一些人负责,也可能依靠公众舆论和某种微妙的心理机制。” 我们把在乡土社会存在的这种种礼俗、人情、习惯、族规、族法等统统都可以称为中国式的“民间法”。

司法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属于国家法。司法调解以当事人之间私权冲突为基础,以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请求为依据,以司法审判权的介入和审查为特征,以当事人处分自己的权益为内容,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司法调解的存在有其历史基础。中国的司法调解历史悠久,早在西周时期,在地方官吏中就有调人之职,其职能为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 汉代已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密的司法调解制度。自汉以下,各个朝代的律法对司法调解均有完备的规定。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产生于抗战时期,该审判方式强调依靠群众,注重调查,重视调解工作,将调解与审判结合起来,以解决民事纠纷为目标,追求实体正义,重视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当前,人民法院审判强调“调解优先、案结事了”,更加体现出调解的重要性。司法调解,正在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助推器”。 古人强调“和为贵”,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调解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我们中华民族是不愿意找官司打的。调解制度伴随中国人民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渗透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民情以及民族心理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财富和传统。长期以来,司法调解以简便、快捷的方式,在化解矛盾、消除纠纷、息诉止争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司法调解”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法之一,充分肯定了我国司法调解制度。

二、民间法与司法调解在日常生活及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民间法与司法调解性质的分析,民间法与作为国家法的司法调解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共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法无力顾及所有民间琐事。中国自古面积辽阔、人口众多,风俗各异,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国家制定法不可能对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面面俱到,这便为民间法的产生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国家法需民间法来助一臂之力。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家法具有浓厚的伦理特色,而这正是与民间法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中,以农村比较突出的财产继承问题为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的规定,女儿不论是否出嫁对父母的财产均享有同等的继承权,而在广大农村,这样的法律规定并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在农村,出嫁的女儿很少能够回娘家继承遗产,即使有时候没有儿子继承,往往也会被本家的侄儿接管去,而轮不到亲生女儿,出嫁的女儿也很少会主动要求继承遗产。因而,村民选择民间法来解决纠纷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习惯,同时更有着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是由我国的国情和现实决定的。

现实中也大量存在国家法强行而民间法失效的案例。几年前上演的并被中国法学界广为评论的两部西部法制影片《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实际上也反映了民间法在遭遇国家法时所面临的几度尴尬和无奈的情形。笔者所在地区也属西部,民间法应用主要主要表现在婚姻家庭、相邻关系等方面。法庭也审理过相类似的案例。张某(男)与王某(女)经媒人介绍订立婚约,按照当地习俗双方先互相看了对方家里,感觉满意,张某给王某见面款3000元,之后又择日举行了订婚仪式,经媒人之手张某共给王某彩礼现金36000元、购买衣物款3000元、给大人、小孩红包1600元,还有当天花费约2000元。之后,双方一起外出打工,开始同居生活,但没有依法办理结婚登记。在此期间,双方发生矛盾王某要求分开,张某不同意。双方家里又约请媒人进行调解未果。王某于是离开张某到另外城市打工。张某无奈,起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及父母退还彩礼款合计56000元。审理中,王某家里认为引起双方矛盾是张某脾气暴躁、对王某实施暴力,还有其他恶习,且双方一起同居,彩礼不应退还,张某还应赔偿王某青春损失费10万元。审理中,经媒人作证,对彩礼数额双方无异议,但双方坚持各自意见,又带领各自家族人要求对方赔偿损失,矛盾十分激化,调解陷入僵局。于是,法庭主持邀请双方家族中威信较高的人及双方所在村的村干部一起进行调解,但双方还是坚持,于是法院依法判决由被告退还原告彩礼39000元,对双方其他请求均为支持。判决送达后,双方均有意见,但未提出上诉,判决生效后,经法庭在执行中多次调解,被告同意退还原告彩礼35000元,并已给付。对于该案,法院判决依法有据,但原告不理解的原因是,自己花费50000多元,法院只支持39000元,其他衣物、红包、招待、节日送礼等均不支持。被告不服的原因是,按照乡俗,男方提出解除婚约的,女方不应退彩礼。而且,男方与其同居,应赔偿所谓青春损失费。好在该案双方虽然矛盾较大,但通过法庭大量工作,没有出现矛盾激化,案件结果也算圆满。但农民心中的传统观念不是通过一两个案件能够改变,由此产生的习俗与法律之间的冲突确是无法通过该案解决。类似案件在农村,特别是山区尤为突出,解决起来难度更大。其他如丧偶妻子不能带走孩子、出嫁女不能参与土地征收款分配、相邻排水、通行等纠纷,都有可能出现习俗、《乡规民约》、历史传统等与法律的冲突,在处理过程中较大难度。

三、如何使民间法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互相促进,在构建和谐和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社会矛盾无处不在,人际冲突在所难免。对已发生的纠纷如何妥善地处理?如何化消极为积极?在构建和谐社会之今天,确有探讨之必要。特别是作为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怎样以最简洁和经济的方式化解纠纷,促进家庭的和睦,维护合法的民事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尤为迫切。

和谐社会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和终极目标。胡锦涛总书记很早就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的反面就是不和谐、矛盾失调,甚至是“又吵又闹”或曰“大吵大闹”。造成不和谐之原因是多方的,化解矛盾也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可以说,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这项工程需要多种方法或手段。其中“私了”或“公了”之调解必不可缺,其目的直奔“息讼”、“止争”之主题。私了是纠纷发生后、当事人的一种自力救济,属一种民间解决纠纷机制。它不依靠官方,而通常在亲友、同事、邻里或他人的斡旋下互相谅解地解决争议。这种方式简便、及时又不伤和气,常起到化干戈为玉帛之作用,广泛应用于实际生活之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符合传统,符合国情。现阶段,有必要将“私了”上升到理论高度或法治角度来探讨,加强对“私了”的引导和规范。对私了作用,我们亦应一分为二的看待。诚然,一切争议都私了解决也是不对的,特别是不能用“私了”来掩盖犯罪,不能因强调“私了”而忽视对违法行为的查处与追究。但是,私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不可替代之作用。
   
当今,社会矛盾突出,有必要强化私了,拓宽“私了”工作领域。婚姻、家庭、邻里、借贷、损害赔偿等传统民间纠纷,一般都可主张私了,新类型的农村土地承包、城市拆迁补偿、劳动争议、医患纠纷等社会难点、热点纠纷,亦可私了结案。化纷争为和睦,注意思想上的疏导,可避免许多是是非非。这样亦可减轻行政、司法处理案件的压力。再说,行政、司法执法力量有限,都由“公家”处理或用诉讼的方法解决大量的社会纠纷,也不务实。

我国司法审判领域的民事调解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司法理念,它既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又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思想,被国内外司法界所认同,被称为东方经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下,这一东方经验正成为打造和谐的重要手段。处理好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关系。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支持人民调解的工作,是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在调处社会矛盾中,各自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二者紧密相连,不可相互替代。凡是经人民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性质的协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以免这些非诉讼方式解决的纠纷进入司法领域,从而节约司法资源,缓解诉讼压力。处理好司法调解与其他调处矛盾主体的关系。做好新时期司法调解工作,必须促进多样化调解机制的建立。根据法律规定,对于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行政机关和仲裁机构也可以进行调解。一旦行政调解等手段无效,当事人选择进入司法程序时,就应及时进行司法调解,并做好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等其他社会调解的衔接。要抓紧研究和摸索行政案件协调解决的新思路,尝试和探索轻微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调解解决的新模式。同时,要发挥工会、妇联、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农村村民委员会、交警队、派出所等与当事人联系密切的单位和部门在解决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改变过去司法调解方式单一的状况,激活调解资源,依法引入社会力量协助法院调解,充分利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纠纷。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就必须建立理性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要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起法律制度,使理性、社会正义和法律统治三者有机联系,构成国家的法治精神内涵。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认为,民间法作为相对于国家法的规则,有其合理的价值和生存的空间,在建立理性法律制度的初级阶段,应当正视民间法的价值。民间法作为自发秩序的规则系统,是经过不断试验、日益积累而获取的结果,是人们以往经验的总结,是长期演进的产物。诚如哈耶克所说,“我们几乎不能被认为是选择了它们;毋宁说,是这些约束选择了我们。它们使我们得以生存”。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对那些好的、被大家公认的有效的民间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允许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发挥作用是必须的、应当的,如此法才能发挥它对社会的调整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